奈保尔的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你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一种想法，或者说是一种错觉，认为他的文风是能够模仿的，而不是像其他一些大作家，你可能非常喜欢，读了也很有感觉，但会很清醒地意识到，他的文字是高不可攀的。奈保尔的书却不是这样，你会不自觉地在旅途中借鉴他的眼光，他的方式。我想这恰恰说明奈保尔的叙述能力和洞察力有很强的启发性，一经比较，你会发现自己的观察过于局限和被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奈保尔是一个最完美的旅行向导。
听到书名中「重访」这个词的时候，我想大家会条件反射地认为一定是作者之前探访过、游览过这个地方，是一本关于故地重游的书。其实，你只猜对了一半，加勒比是奈保尔的老家。奈保尔出生在特立尼达，一个离南美大陆很近的加勒比小岛，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直接看到对岸的委内瑞拉。在年之前，特立尼达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等于说，奈保尔在英国的一个海外殖民地长大。但奈保尔却又不是地道的加勒比人，他不是黑白混血儿，也不是印第安原住民。奈保尔来自岛上的一个印度移民家庭，他的祖父是19世纪末从印度来的契约劳工。当奈保尔获得奖学金到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的时候，他已经18岁了，人生观和价值观基本上已经成熟。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用印度裔的英国作家来介绍奈保尔的话，就会错过他的写作背景和很多作品的出发点，那就是奈保尔对自己身份和文化背景的不断追问，这种关于身份的焦虑在他的每一本书里都会涉及到，可以说是奈保尔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
我发现，奈保尔一直处在一种水土不服的境遇中，他移居到英国后，发现自己无论是从日常生活，还是文学作品里，都很难找到认同感，比方说他的母语虽然是英语，但在读英国小说的时候，他感觉自己进不到故事当中去，因为他和故事更深的社会背景并没有产生连接。后来他又去印度寻根，但每一次都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因为他所认识的印度更多是家族里的长者口述的，以及通过宗教仪式来保存的关于印度的记忆，它停滞在家族外迁的那一个时期，所以他要重新去认识处于历史洪流中的，不断受伤，又不断痊愈的印度。
奈保尔持续一生的水土不服其实早有征兆，而这些征兆就出现在《重访加勒比》这本书里。年，奈保尔得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的赞助，回加勒比访问三个月。当时的奈保尔虽然只有28岁，但已经靠写小说成名，即使算不上衣锦还乡，但已经有机会得到很多当地权贵的接见，其中包括特多当时的总理。总理建议奈保尔写一本关于加勒比地区的游记，估计是想要借这本书向欧洲宣传一下加勒比。奈保尔一开始有些抗拒，我想一来是因为作家都很怕被下任务，不喜欢写命题作文；二来从技术角度看，在虚构和非虚构写作之间进行转换本来就是一件难度很高，而且很容易失败的事情。但后来奈保尔还是接受了这个邀请。
原定三个月的旅途延长到七个多月，奈保尔探访了特立尼达、英属圭亚那，也就是现在的圭亚那、苏里南、马提尼克（它是一个属于法国的小岛），还有就是牙买加。即使对于生活在拉美的人来说，这几个地方都是比较生僻、冷门的目的地，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它们都是或者曾经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不过当奈保尔拜访这些地方的时候，宗主国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式微，越来越弱。
奈保尔的叙述是从英国的港口开始的，他买了一张船票，计划坐17天的船去特立尼达。奈保尔很仔细地描述了他在船上遇到的乘客，这些人一部分是加勒比地区的移民，在英国做的都是一些底层的工作；另一部分是要去加勒比工作的白人，所以都有一种被发配边疆的不得志的情绪。我发现奈保尔早期的游记都有这个特点，他会从出发地就开始写，后来的游记普遍都是一开场，人就已经在目的地。这其实就是奈保尔在自我探索的一个过程，很像我们在黑暗中去摸，去寻找墙壁上灯的开关一样。
奈保尔像是在写他的成名作《米格尔街》一样观察着周围的人，因为旅途太漫长无聊，所以头等舱的乘客会轮番去鱼龙混杂的经济舱逛一逛，顺便带回一点有趣的故事，甚至是有趣的人。虽然还在旅途中，但殖民社会中的那种阶层，种族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发酵。更有趣的是，当一批地位更低的新移民在中途登船的时候，原本船上的这些人又不约而同地站在了同一边，用一种看野生动物的心情看他们。
你会发现奈保尔有的时候会用很幽默，也很刻薄的口吻来讲述这些见闻，比方说他描写刚登船的新移民里面，有几个妇女即便只是到甲板上晒太阳，都会很隆重地把她们为新生活准备的、都还没洗过的新衣服穿出来，裤子上有在行李箱里压出的褶子，奈保尔很乐于点出这种尴尬。但另一方面，当时他的内心其实是很焦虑的，因为他并不喜欢特立尼达，他在那里生活了18年，但一直想要逃离那个地方，他甚至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被设套骗回了特立尼达。这也是为什么本来很擅长描述风景的奈保尔在整个航程中很少动笔去描述沿途的景色，只有零星的几句话。我想那些单纯冲着海滩风情、比基尼女郎、海盗传说而来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但如果这本书只是停留在感官刺激和猎奇的层面上，它也不会成为一本游记类的经典。
当我们都在为困在船舱里的文坛才子担心的时候，一座灯塔突然出现了，指引了奈保尔。这座灯塔其实是一份报纸，来自他们在中途停留过的一个叫做圣基茨的加勒比小岛，上面的一则本地新闻说，靠生产蔗糖为主的圣基茨岛正处于困难时期，因为当地出现了巨大的移民潮，原来在甘蔗园干活的工人现在都要去英国碰运气，数百吨的甘蔗没有人收割，也没有人去榨糖。
恰巧这些准备去英国的新移民就在船上，因为这群人将会在抵达特立尼达后跟着返航的船去英国。奈保尔突然很想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我想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问题太容易回答了，肯定是因为他们想要去英国打拼，那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奈保尔肯定也能想到这些答案，但他还是选择到移民的船舱里，问他们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比方说收获季节一天能挣多少钱，农闲时候一天又能挣多少钱，很像一个下基层的记者。
这是奈保尔第一次在他的纪实作品中尝试去发问，你会发现不管在他的哪一个年龄段，在哪一部作品中，奈保尔的提问方式都是很朴素，也很直接的，比方说，他经常会问对方：「你当时多大？」「你以前知道这些吗？」或者是：「你还记得某某人说过什么吗？」奈保尔不会去问那种拐来拐去、很隐喻的怪问题，但恰恰是这种简单的问题，引导出了更真实的内容和线索。我觉得这并不意味着奈保尔学过新闻采访，或者说他的采访很有技巧，而是他意识到各种表象其实都像是不同颜色的窗花贴在一起后的效果，无论看上去多么清晰简单的事情，一定也都有各种各样，甚至连当事人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原因。所以要一层一层地去揭开它。我想奈保尔的解题思路和他复杂的身世背景是有关系的。
事实证明，这种剖析式的提问很有威力，虽然奈保尔只是小试牛刀，但已经把那群移民的首领吓坏了，因为那个人觉得奈保尔会让这些新移民对自己的前景失去信心，所以不允许他和移民接触，还威胁要把他丢到海里。
回到了特立尼达后，奈保尔发现自己对这个地方的厌恶始终都没有改变。他心烦意乱，所以笔下的特立尼达也是闹哄哄的，有汽车引擎的噪音、管乐队的声音，街边有各种小摊，到处都是霓虹灯，说不清这是社会发达的表现，还是恶俗风气的蔓延。奈保尔有一个非常妙的形容，他说特立尼达的首都西班牙港是世界上最喧哗的地方，而且是一个不让人讲话的地方，因为城市非常喧哗，把人的说话声都盖住了。
奈保尔对特立尼达的负面情绪主要来自两个原因：首先，他觉得特立尼达是一个无足轻重，没有历史的地方，它全部的历史只有殖民史，再往前就是一片空白，这其实让奈保尔很自卑，有一种很深的宿命感，这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其次，岛上的人也让奈保尔很失望，因为特立尼达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移民社会，远的有像奈保尔他们家这样从亚洲过来的，近的也是从加勒比其他殖民地移居到特立尼达的，像是发生过奴隶暴动的海地。当地人由不同的种族组成，所以不可能出现集体意识，反而曾经被英国殖民过的事实成为他们唯一的共性。当英国的殖民渐行渐远的时候，他们很快就自愿地被其他的外来文化占领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美国文化。大家都不屑于喝本地咖啡，觉得只有喝雀巢、麦斯威尔这些品牌的速溶咖啡才是有面子的事。奈保尔还描写了一个小细节，当时特立尼达人对美国电影非常痴迷，对一些俗套的剧情有热烈的反应，而且很容易入戏，有的时候甚至会当场和电影人物对话，反驳他们，或者给角色出点子。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很像是立体版的有声弹幕。奈保尔为特立尼达人的「恬不知耻」而感到很难堪。
其实奈保尔的这种情绪并不难理解，你不觉得很像是那些生活在北上广的小镇青年吗？每当他们在节假日返乡的时候，都会很容易看到老家比较腐朽、麻木的那一面，动不动就把它和大城市去比较。在聚会上，那些留在老家生活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会把一些你觉得很严肃的国际事件当成身边的笑话在讲。年轻人总认为生活在别处，心智上还没达到和原生家庭、原生社会相妥协的阶段。即使是文学大师奈保尔，也经历了这个阶段。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可能会在朋友圈上发一点感悟，配几张美图，但奈保尔选择审视自己对故乡的恐惧，把这种恐惧当作研究对象。
阅读是奈保尔深入观察社会的渠道之一，而且他的阅读材料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第一种是年代久远的书籍，奈保尔酷爱阅读上百年前的文献，这种时间的纵深感很吸引他。比方说为了了解特立尼达，他会去阅读更早期旅行家的见闻录，甚至到大英博物馆里查阅十七世纪西班牙派驻美洲的总督给国王写的信，在信里去寻找关于特立尼达岛的只言片语的描述。有趣的是，奈保尔对这一点毫不避嫌，而且经常在自己的书里摘抄整段的原文。你会发现虽然社会的表象早已时过境迁，但最核心的部分还是一样的。所以在阅读奈保尔的游记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分不清哪一个段落是关于过去，哪一个段落又是关于当下，因为很多过去的描述和说法完全可以用来解释转型中的带有殖民地背景的地方。当下的西印度群岛可能呈现出复杂又模糊的面孔，但这些仿佛是从历史的缝隙中掉出来的阅读材料为奈保尔的判断提供了佐证，这也是奈保尔在所有游记类作品中都呈现出来的一个特点。
第二种倾向是奈保尔对当地的报刊杂志，这种很有时效性的、眨眼之间就变成昨日黄花的阅读材料也非常感兴趣，就像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份关于圣基茨岛甘蔗危机的报纸。这似乎和奈保尔喜欢「古早味」的性格有些矛盾，他每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都会去搜刮当地的报纸。在特立尼达的时候，奈保尔在当地报纸上跟踪一个卖假票的案件；在英属圭亚那，他又饶有兴趣地